秦岭，联结着我深刻的早年记忆。

因父母两地分居，小时候，每年暑假我都要跟着母亲坐火车从四川去河北看望父亲。于是，翻越秦岭，也就成了看望父亲的必然选择。

那时的铁路运输既无动车，更无高铁，甚至连内燃机车都未出现，全是烧煤的蒸汽机车。两天火车下来，人如同煤矿里出来一般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黑煤灰。当时，对坐火车的感受除了又脏又热外，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过秦岭。

每次过秦岭，火车要在山下停留很长时间，除了给火车加煤上水，主要是加挂车头以增强动力。之后就是火车的汽笛声，及伴之而来的钢轨与车轮摩擦发出的咣当声。不知道要咣当多久，火车才能翻越秦岭。

工作后，回成都的机会少了，而且为节约时间，来回多坐飞机，这样算起来，上一次坐火车翻越秦岭已是 20年前的事了———依稀似在梦间。

前几天，为了商建河南大学抗战办学纪念碑事宜，我和几位同事专程去了汉中和宝鸡。去汉中倒也便捷，从郑州搭乘高铁不到四个小时便到了。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，寻访办学旧址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。接着，我们就要赶往宝鸡。因汉中与宝鸡之间的高速尚未修通，坐火车需绕道西安，于是，我们决定开车翻越秦岭，这既是为了节约时间，也有感受一下河南大学抗战搬迁之路的用意。

那天，我们匆匆吃过午饭，一点多就出发了。为了防止晕车，我早早吃了乘晕宁。途中，我们在河南大学医学院搬迁停留地———留坝张良庙做短暂参访后继续赶路。本以为260公里的路程四个小时足矣，谁知却整整走了六个多小时。

刚入秦岭时，我们为其层林尽染的秋色所吸引，蜿蜒的宝成铁路不时穿行在公路两旁。宝鸡的朋友不时打电话询问进程，说过了十八弯就进入宝鸡了。翻越最后一座大山时，天已经全黑了，盘山路上只能看到车灯闪烁，犹如一条盘旋的长龙。迎面而来的多是危化卡车，因为没有路灯，司机基本是靠感觉在拐弯，在拐弯处给大卡车让路真的吓人，生怕冲下山崖。大家都开得小心谨慎，70公里的路程，我们开了一个半小时。这不禁让人心生感慨，抗战时期的河大师生在交通不发达、后有追兵、缺乏后援的情况下，如何克服艰难险阻翻山越岭、长途跋涉来到这千里之外的秦川大地的。这是一段多么悲壮而不屈的历程！

1944年5月15日，日寇血洗潭头，造成河大师生9人遇难，25人失踪。大量的仪器设备被日寇付之一炬，图书丢失6841册，档案材料尽失。继鸡公山、镇平、潭头与嵩县迁徙之后，河大再次踏上西迁之路。

1944年6月，在近一个月的颠沛流离后，河大师生陆续到达淅川荆紫关，并很快复课。医学院因潭头惨案仪器设备损失惨重，400名师生一路西行陆续到达西安，并于1945年1月初到达汉中，借助西北医学院在马家坝恢复教学。1945年3月，因战事吃紧学校再度西迁，经西安到达宝鸡，在张钫的积极斡旋下，借石羊庙、武城寺和姬家殿继续办学；1945年5月底，鉴于两地办学的诸多不便，医学院师生再次翻越秦岭，到宝鸡姬家殿与农学院一起办学。

据陈宁宁所著《河南大学抗战流亡办学纪实》记载，从潭头出逃时，师生既要躲避日寇的追杀，还要冒着暴雨和山洪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前行。医学院师生从西安去汉中时，不到300公里的路程，走了近一个月，其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。在西迁的路上，偶尔搭上的汽车也非我们理解的汽车。由于战时汽油奇缺，许多汽车以烧木炭甚至木柴为动力，遇上山路崎岖、道路泥泞，车子时常抛锚，师生只得下车推车。对此河大师生却苦中作乐：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回，塌方六七处，八九十人推”。河南大学背井离乡多年，其中的悲苦与思乡无以述说。郭翠轩教授在荆紫关写下《高阳台》：“恨事难消，闲情难述，天风吹皱眉头，远望嵩邙，没人细说来由，生涯一晌飘零惯，念高堂酸泪悲流，庭园皓月当头。寒光涌入亭皋去，怅星河乱点，羁旅淹流，夜夜而今，谁堪与话温柔，鸿飞断续边关外，从相思，几日归舟，但销魂，目送丹江，不尽离愁。”

然而，思乡并不代表悲观。西迁的路上，虽不乏路途的艰辛、思乡的凄苦，但并不能消磨河大人对维护文化的责任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当。

潭头惨案发生不久，学校很快在荆紫关恢复教学；10月，学校正常招生，当年招收320人，转学生87人。在刚刚经历了惨案，前途未卜之时，学校甚至利用寒假举行论文比赛，题目是：战后中国经济之建设、战后世界大势之预测、现代中国青年应有之人生观，规定字数3000以上，学生的论文完成后交由学术评议会评判，按等次发给500元至2000元奖金。张仲鲁校长亲自为全校师生作了主题为经济建设的演讲，阐述了中国战后发展工业、从事经济建设应走的道路。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这就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担当精神，更是河大人百折不挠、自强不息的写照。

而抗战时期，河大穿越秦岭的壮举，仿佛也成为学校命运多舛而不坠青云之志的一个象征。

想想绵延的八百里秦川，想想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河南大学一路走来，经历了多少磨难、多少坎坷，在抗战烽火中擢升国立，在院系调整中折枝成林，在新世纪入选“双一流”。百年的历程，恰如我们翻越秦岭———艰辛而辉煌！